自从禹帝当政以后，就命人去铸造和制造了五种乐器：鼔、钟、铎、磬和鼗。然后，就把鼔、钟、铎和磬这四种乐器悬挂在宫殿门前，把鼗这种拨浪鼓置放在木架上。禹帝公开向天下万民宣示——

如果有人能指导朕从政之道，请前来宫门之前击鼓；如果有人能指导朕为人如何符合正义和公益，请前来宫门之前敲钟；

如果有人能指导朕正确处理国事政事，请前来宫门之前摇铎；

如果有人能告诉朕国家所面临的忧患，请前来宫门之前奏磬；

如果有人能告诉朕如何审理官司公平判案，请前来宫门之前挥动拨浪鼓。

禹帝那天听到鼓声，走出宫门，看到一个处士在那里击鼓，就恭恭敬敬地问：“先生何方人士？可是前来指导朕从政之道？”

处士扬了扬手中的一卷竹简，说：“山人姓东里，名槐。今日特来请教。”

禹帝知道是山中高士，慌忙弯腰摊手，连连说：“请高士入宫，多多指教。”

东里槐昂然而入，主动坐在宾客席上。未等禹帝问话，他便开口责问禹帝：“君上当政，多有过失，君上可知？在下熟读《五典》，比照尧舜方知。”

禹帝有点惊讶，觉得此人不凡，是个饱学之士，也许真的深知治国理政之奥妙，连忙回答：“朕自知理政尚有不足之处，至于过失，还请先生指教。”

东里槐毫不客气地侃侃而谈：“从前尧舜时代，用象刑治理天下，如今君上竟学三苗暴政，承继蚩尤的五刑肉刑，残酷不仁，这就是君上从政过失之一。”

禹帝问：“先生手上书卷可是五帝之书《五典》？何为象刑？请先生明示。”

东里槐又扬了扬手上竹简，傲然道：“是的，此乃五帝治国经典《五典》。《五典》有载，尧舜以仁德治理天下，尤其是虞舜时代，国家法律五刑叫做象刑，具体刑罚大概是这样的：当罪人犯了黥刑，就象征性地用头巾蒙住他的脸，以此告知大家，他犯了黥刑；当罪人犯了劓刑，就象征性地割掉他草帽上的草带子，以此告知大家，他犯了劓刑；当罪人犯了刖刑，就象征性地让他穿上一只特制的草鞋，以此告知大家，他犯了刖刑；当罪人犯了宫刑，就象征性地让他穿上用艾草特制的割短到膝盖以上的饰物，以此告知大家，他犯了宫刑；当罪人犯了大辟之刑，就象征性地让他穿上特制的没有衣领的衣服，以此告知大家，他犯了大辟之刑。”

禹帝说：“摄政是三朝元老，帝舜时期的象刑是你制定的，你来说说。”

皋陶说：“东里槐先生，虽然你熟读《五典》，令人敬仰，但是你的想象力未免太丰富了，你对象刑的解释，只是想当然耳。如果你认为尧舜时代治理得很好，就不会有人犯罪了。那么，不但不必用肉刑，而且也不必用象征性的刑罚了。”

东里槐一愣，说：“你就是制定象刑的大士官皋陶？你认为我的解释是想当然耳？好，你是当事人，你来说说，你的象刑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制定象刑。”

皋陶说：“大凡用刑法惩罚人的目的，就是禁止暴行，反对作恶，当然也为了防范于未然。如果杀人不被处死，伤人不受惩罚，这叫优待凶徒，宽恕强盗，不反对作恶。象征性的惩罚只能产生在是非不分，黑白不辨的混乱时代。赏罚失当，就是祸乱的肇始。赏罚得当，社会才会治理好。为什么有些时代刑罚轻，有些时代刑罚重呢？那是因为社会混乱，刑罚才轻；社会太平，刑罚就重。我的象刑，是让人在器物上刻画五种肉刑的具体图画形象，用来警戒万民。接下来实行的，就是减刑，而不是象征性的刑罚。你的说法，叫做望文生义，毫无根据。”

东里槐有点难堪，脸色发白，还是不解地问：“为什么尧舜时代要减刑呢？”

皋陶说：“尧舜时代不是发生大洪水吗？洪水过后，灾民为了生存，抢劫杀人，司空见惯。如果刑罚严厉，那么几乎人人都是罪人，就会把人都杀光。这能行吗？国家还指望这些幸存的灾民成为治水的民工呢。所以我制定一套减刑方案，让他们戴罪立功。如果不减刑，恐怕还会逼迫他们造反呢。这算是权宜之计吧。”

禹帝说：“是啊，在治理得好的时代，民众生活不再困难，不再为了一口饭去抢劫杀人。如果这时还有人犯罪杀人，那他就是真正的冥顽不化的坏人，所犯之罪如果是杀人，那就不可饶恕，所以对他的刑罚自然就会比较重，而且不能减刑。”

东里槐听得目瞪口呆，感觉大士官皋陶和禹帝所言确实有理，顿时哑口无言。

禹帝又诚恳地说：“先生不是说朕当政，多有过失吗？那就继续说吧。”

东里槐回过神来，又振振有辞地说：“《五典》上记载，尧舜时代，民众外门都不必关闭，也就是说，社会上没有盗贼。如今君上却让各个地方建筑城池，有外城，还有内城；还要民众晚上紧闭门户，防盗防火。可是如今偷盗诈骗，打架斗殴的事件反而多起来。犯人多到需要发明监牢来关押。这是君上当政的过失之二。”

伯夷听了，不禁笑起来，说：“这个问题还是由我来说吧，我是负责祭祀的秩宗，也兼管礼仪。尧舜时代由于连年水患，哀鸿遍野，民众无隔夜之粮，连国库也空空如也，无粮赈灾。夜不闭户不是治安好，而是无物可被偷盗。如今连年丰收，府库充盈，公家有三十年的积蓄；仓廪充实，私家也有九年的积蓄。有余物就会有盗贼，所以需要紧闭城门，紧闭门户，防盗防火。这怎么是君上当政的过失呢？”

横革接着说：“怎么能说建筑城池不对呢？有城有郭一事，不是过失，而是卫国卫民的好方法。功在当世，利在千秋。自古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如今天下万邦，谁敢保证没有不服从中央者，没有阴谋作乱者？君上下令让各地修筑城郭，制造兵器，正是英明壮举。就是因为君上有备无患，才迎来如今的太平盛世。”

皋陶也接着说：“监牢是我的发明，它意义很大，好处很多，绝不是君上的过失。以前受过肉刑的犯人，由于流血过多或伤口腐烂，死掉很多。自从有了监牢，就不再轻易用肉刑了。强迫犯人和俘虏做工，在劳动中反省自己的罪过，重新做人，没有监牢行吗？有个监牢，让他们无法逃走，是不是比动刀子让他们死掉更好一些？监牢可以让犯人和俘虏有改过自新的机会，难道不是国家的一种进步吗？”

伯夷、横革和皋陶接二连三的理论解释，可谓头头是道，让东里槐无话可说。

禹帝又谦恭地问东里槐：“朕当政还有哪些方面过失呢？请先生继续指出。”

东里槐又振振有辞地说：“尧舜时代只敬奉鬼神，君上却信奉神道教。实行政教合一，君上既是天下共主，又是神道教主，是大祭司，所有方伯和民众都不能自己举行祭祀，此举颇招非议，多有怨言。这难道不是君上当政的过失之三吗？”

伯夷一听，颇感意外，忍不住问道：“请问先生，你可知什么是神道教吗？”

东里槐说：“神者，阴阳不测也；道者，规律也。神道教就是一种唯我独尊的宗教信仰。神道教打压各部族的其他宗教信仰，将天子的宗教信仰作为天下唯一的宗教信仰，只有天子一人拥有通天地的特权，只有天子可以祭天祭地祭祖宗。”

伯夷说：“先生博古通今，知道帝颛顼绝地天通的历史吧？神道教的元始教主应该是帝颛顼呀。君上当政以后，只是开始兴修社祀，使农神也同时得到祭祀。”

东里槐想了想，说：“嗯，帝颛顼绝地天通，好像有这么一回事。不就是帝颛顼派重和黎去管理祭祀，不再让地和天相通吗？也就是天上的神不再降临人间，地上的人也不能再上天。对吗？我，我没读过帝颛顼是神道教元始教主的故事。”

禹帝说：“帝颛顼绝地天通，是因为东夷部族不理会只有天子才能与上天沟通的制度，各部族都有自己的崇拜神明。由于宗教信仰混乱，人民对上天没了敬畏之心，而神明也不再保佑人民，君主也不能享有天命。所以帝颛顼命令南正官重主管祭天，专注神事；火正官黎主管祭地，专注民事。命令人民不能胡乱祭祀，而由任命的官员全权负责。朕只是继承帝颛顼的制度，政教合一，天子同时是大祭司，让万民拥有共同的宗教和共同的天子，信仰一致，不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不会造成各部族之间的矛盾，不会失去对神明和天子的尊崇。这样更有利于天子管理万民，让万民更加敬重神明和天子，不敢犯上作乱，怎么会造成天下混乱呢？”

东里槐明白神道教的作用了，沉默片刻，又责备说：“尧舜时代不亲其子，丹朱和商均都封到外地，如今君上的长子夏启已经成年，却留在都城，与大臣结交，将来难免会与摄政争夺帝位，造成天下混乱。这难道不是君上的过失之四吗？”

横革斥责说：“多管闲事！这是君上家事，君上自有安排，如何算过失呢？”

东里槐得理不饶人，反驳道：“人君没有家事，人君家事就是国家大事。”

禹帝连忙说：“先生说得对。夏启今年十八岁，原以为他还小，等二十岁再让他到外地历练。先生提醒得好，朕接受批评。先生如果还有指教，请继续说。”

东里槐真的继续说：“民谚说，尧舜贵德，夏后氏尚功。尧舜崇尚德行，重视文教，君上却崇尚武力，重视立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致使年轻人流行尚武风气，成天舞刀耍棍，喊打喊杀，败坏淳朴乡风。这就是君上当政过失之五啊。”

禹帝说：“先生批评得对，朕确实比较崇尚武力，今后一定重视文教，倡导习文。先生学识渊博，是否留在朝堂任职？朕想让先生教导贵族子弟习文断字呢。”

东里槐高傲地昂头说道：“这种世道，人心不古，我才不想当官呢。”

认为自己已将心中所有不满倾吐完毕了，东里槐拂袖转身，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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