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到广播学院学摄像

接到总政的调令后，省军区干部处很快为我办完了调动手续。1994年4月20日，我踏上了进京的路程，来到了梦寐以求的总政机关。

到总政不久，我给省军区的秦某某打了个电话，意思是让他赶快派人把我的档案从地方拿回来寄过来，总政干部部等着对我进行具体任命职务。从电话中我听出秦某某已没有了过去的盛气凌人，有的只是“好，好，好！是，是，是！”当然，我也没有对他客气，最后对他说：“如果档案耽误了事，一切后果由你负责！”听了我强硬的话语，秦某某没有脾气地说：“你放心，我马上让人去办！”

1994年6月1日，一个朝气蓬勃的日子，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上将签署命令：任命梁祖国为中央电视台总政记者站记者（副营职上尉军衔）。

总政记者站曾有过辉煌的历史，被誉为“皇家记者站”。在杨白冰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和后来担任军委秘书长期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曾三天两头播发他们拍摄的新闻。在杨白冰不再担任军委秘书长兼总政主任后，站长冀惠彦调到中央电视台军事部，记者齐克军转业进了中央电视台社教部，记者迟明泉转业到了地方，光剩下了记者张学军成了“光杆司令”。

我到记者站任职后，记者站的职能已有了很大变化。我们除了向中央电视台提供总政首长的新闻外，主要把精力放在了自办节目《营院新闻》上，每周二、周四晚播出，利用这个阵地对总政机关和直属单位进行宣传。

由于总政于永波主任对自办节目《营院新闻》非常关注，经常观看和指导，为此，总政机关和各直属单位对《营院新闻》也都很重视，只要有活动就请我们去拍摄。

总政直属单位除了京外的南京政治学院、西安政治学院、三一一基地外，在京的军职单位有解放军艺术学院、八一电影制片厂、军事博物馆；在京的师职单位有歌舞团、话剧团、歌剧团、八一体工大队等。单位多、活动多，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记者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况且，我刚来情况不熟，又不懂拍摄，看到张学军忙得团团转，我是干着急帮不上忙。

为了尽快适应工作需要，1994年11月至1995年1月，经领导批准，我到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进修了三个月，回来后基本上掌握了电视新闻的拍摄技术。后来，记者站不断壮大，先后调来了刘亚平、李晓光、纠延安、李雪松等几名同志，我也从记者逐步晋升为记者站站长（正团职上校军衔）。

1995年9月1日，这是我们全家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们全家迁居北京。妻子燕萍在北京市工商银行张唯等朋友的帮助下，顺利地安排在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某支行工作，孩子燕歌也进了总政幼儿园。

总政幼儿园诞生在炮火硝烟的革命圣地延安，也就是电影曾描绘过的“马背上的摇篮”。其前身叫“中央托儿所”1942年为感谢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的捐助，取名为“洛杉矶托儿所”，1950年到北京后改名为“中央军委保育院”，196-9年改名为“总政幼儿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大多是在此幼儿园茁壮成长的，在这里曾走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和许多部队的少将、中将，乃至上将。

全家迁居北京后，我也实现了为下一代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和优越学习条件的愿望。

B、我给“明星大腕”写专访

在下面部队时，见一位“明星大腕”非常难，来到总政后我们记者站隶属的直属工作部直接管理总政的文艺团体，成了他们的上级机关，要想采访他们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古人苏麟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些老演员，我是看着他们演的电影长大的。像王心刚、张勇手、王晓棠、曲云、袁霞、师伟等等，更是我的偶像。每当因工作下到直属单位，我总要抽出时间去拜访他们，为他们写点东西。

2006年4月，我出版的作品集《岁月如歌》中，收录了我为这些“明星大腕”所写的文章。

现摘录几篇，以飨读者：

依然闪烁的明星

——访著名女电影演员王晓棠之一

写一写王晓棠，是十多年前我俩刚穿上军装时的夙愿。

这不由使人们想到，就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一样，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演员。但像王晓棠这样，能够得到几代人爱戴的演员，恐怕在当今影坛上是十分罕见的。

去年秋天，我俩在绿树成荫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见到了她。王晓棠身着笔挺的军服，一头乌黑闪亮的秀发，罩着白哲、娟秀的脸庞，一双清澈透明的眼睛，不含媚态，却露清俊。这哪里是将近60岁的人？分明是40多岁，正当年啊！

王晓棠出身于一个旧军人家庭。父亲王叔惠是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的政治部副主任、“国大代表”。虽然他身着戎装，却是一个典型的旧知识分子，不仅清高，而且固执，是一个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他看到国民党日益腐败，硬要疾笔上书劝谏“遵循总理遗训”，可拳拳之心，却无人理会，1946年愤然辞官，解甲还乡，每日赋诗作画，倒也清闲。母亲汪家棠擅长油画，是一位思想开通的新女性。

在家庭的熏陶下，天生丽质、生性聪颖的王晓棠酷爱艺术，对于诗歌、绘画、戏曲、舞蹈，她几乎无所不通。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要成立7个剧团，文化部长陈沂派人到各地招兵买马。王晓棠此时正在上海投考戏曲专业学校，得知消息，决定报考。可招考人员只要名角，不要“业余爱好者”。这时母亲推荐她去找黄宗英，黄宗英把她带到哥哥黄宗江和赵丹面前，他们都说：“这小姑娘的天赋太好了。”于是，他们连夜打电话给陈沂部长汇报。明知这个小姑娘的出身复杂，这位部长还是下了决心：“革命大熔炉嘛！只要是个人才，就要造就她。”从此，这个一向倔强的小姑娘，在经过众多的考察之后，终于如愿以偿，成为解放军中的一名文艺战士。

光阴荏苒。1955年，王晓棠在电影《神秘的旅伴》中扮演了小黎英，这是她第一次走上银幕。1957年她在电影《边寨烽火》中饰演玛诺，这是她获得了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青年电影演员奖”，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荣获国际奖的电影演员。

一颗新星，终于以她的吃苦、勤奋和好学升起来了。

王晓棠不久就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此时，她如虎添翼，几年时间里，先后在电影《英雄虎胆》中饰演了女特务阿兰，在《海鹰》中饰演了玉芬，都深受观众喜爱。1963年，她在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同时饰演了温文尔雅的银环和泼辣刚强的金环两个角色，跨越了“本色”表演阶段，成为一名成熟的“性格”业演员，一举轰动了内地和香港。

一天晚上，军委在三座门俱乐部举办舞会，周总理去了。王晓棠奉命登台献艺，表演了四川谐剧《买电影票》。周总理看了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流出来了。节目演完后，周总理热情地招呼她坐在身边，称赞道：“你的金环和银环演得好，《买电影票》演得也很好，四川方言讲得很地道，使我仿佛又回到了工作生活多年的四川。”

还在同一天晚上，王晓棠回到宿舍正准备休息，突然接到电话，陈毅元帅请她去表演四川谐剧。于是，她又乘坐出租车赶到三座门，为陈毅、李富春等领导同志作了精彩表演，使陈老总这个地道的四川人也捧腹大笑起来。

在第二届百花奖评比中，王晓棠以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出色表演，名列最佳女演员榜首。

她就要登上领奖台。

王晓棠怀着无比的喜悦等待着。可是，等来的却是“百花奖”取消的噩耗，她痛哭，她流泪……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旗手”江青涉足文艺界，并且，她格外“关心”王晓棠。王晓棠拍摄的多部电影受到批判：《海鹰》里的玉芬是吉普女郎；《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金环是泼妇；银环是中间人物；《英雄虎胆》里的阿兰是跳摇摆舞的特务……在周总理批准《海鹰》出国演出时，江青歇斯底里地大喊：“不能让王晓棠去。都说她长得漂亮，我看见她就有气！她是文艺黑线人物，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特务。”

此后，她不仅要接受批斗，还要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命运赐给她的不光是成功和鲜花，还有凌-辱和悲愤。父亲生怕自己的历史问题再影响女儿，含泪自杀了；妹妹因不堪忍受歧视和折磨，也自尽了；唯一的爱子由于她和爱人都在“劳动锻炼”，患病之后，也离开了人世。这一切的一切，都在重创着王晓棠那颗已遭受伤害的心。

面对生活的重压，王晓棠丝毫没有屈服。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经过六年的上-访，王晓棠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她没有时间去哀叹，也没有精力去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她就像一名顽强的战士，伤口还未痊愈，就要出战壕，大踏步向艺术领域出击。

不久，她写出了电影剧本《翔》。描写一位华侨女知识分子，尽管在“文革”中遭受惊人的磨难，然而，她报效祖国的信念，仍一如既往。然后，她自编、自导、自演、自谱曲、自作词、自唱、自制服装。啊！整整“7个自”，开创了中国影坛之先河。

《翔》终于飞翔了。影片上映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著名作家、艺术家黄宗英，看了影片后一气呵成6000多字的评论文章：《翔啊，翔吧！》。万里、王震、康克清等中央领导观看了影片后，也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王晓棠飞翔了。她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昂首阔步踏上了自己的路，完成了一次人生的蜕变。她的艺术生命不是濒临枯竭，二是蓄势再放。

如今，王晓棠担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最近，还被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三八”红旗手，并荣立三等功。

王晓棠这颗明星，依然在闪烁……

合作者燕萍（原载郑州《人生与伴侣》1991年第10期）

从电影明星到女将军

——访著名女电影演员王晓棠之二

她是影坛上唯一的一位女将军，虽未经历过枪林弹雨，却主持、调动过全军各大军区的一百五十万大军。她虽然是位将军，却永不停息地在艺术的殿堂里求索。她最初的本职工作不过是一位演员，可是后来却成了共和国为数不多的女将军之一。这位身上充满浓厚色彩的女将军就是原总政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王晓棠少将。

十多年前，她作为我从小崇拜的偶像，我和我的爱人曾采访过她，而且写过一篇短文。十多年后，我作为总政机关的一名宣传干部，在中国电影百年到来之际，带着自豪、崇敬与好奇的心情，再一次走近晓棠老师，想揭开这位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电影界女将军神秘的面纱。

人生经历

王晓棠，江苏南京人。1934年的一个隆冬之夜出生于河南开封。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晓棠随父母辗转入川。1939年，在四川重庆落定，一住九年。因为父亲专国画，母亲专油画，二人喜爱各类艺术，家中藏书多。晓棠自幼受到很好的家庭熏陶，小学三年级就借助字典啃中外名著：《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家》《春》、《秋》、《茶花女》、《浮土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傲慢与偏见》等等，什么都读。她就读的巴蜀学校、捍卫学校的师资好，小学二年级要学英语绘画和五线谱，小学五年级，冰心的《寄小读者》便是语文课必精读之书。她是学校里的活跃分子，全校作文比赛，她得了第一名；重庆举行全市中学的国语讲演比赛，她也得了第一名。更因为双亲都酷爱京剧，在她念高小时，已在课余随一位当时在重庆很红的女京剧演员郎定一学了很多出京剧。当时，不少艺术人才云集重庆：舒绣文、张瑞芳、白杨、路明、戴爱莲……小小的王晓棠看了她们的话刷、舞蹈和大量的中外优秀影片。这些潜移默化的作用很大，而且四川的山川河流，地域特色，风土人情，文化韵味，深深地浸养着这小姑娘。王晓棠说：巴山蜀水哺育了我，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

1948年3月，回到江苏南京后，王晓棠就读于南京市立一女中（现为南京中华中学）。随后，她家迁到杭州。王晓棠就读于当时的浙江省立女中（现为杭州第十四中学）。

1952年秋，王晓棠经吴鸿翼、黄宗英推荐，在上海参赛，由于她当时已能演三十多出京剧，故赵丹力主这个女孩子一定要到总政文工团刚组建的京剧团去。得到消息后，晓棠的父母却不愿女儿只身北上，希望她在华东发展。母亲连夜从杭州赶到上海，想留住爱女，一直到火车站的月台上，妈妈还想说服女儿。招收王晓棠入伍的黄宗江指着自己左胸前“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个大字的符号对晓棠的母亲说：“伯母，放心吧。您把女儿交给这七个字，错不了！”玉晓棠终于只身上了北京！若干年后，当她经过奋斗成为全国全军喜爱的电影演员时，黄宗江去杭州出差又看望过这位母亲：“怎么样？伯母，没错吧！”晓棠的妈妈笑而盈泪：“谢谢，谢谢中国人民解放军！”

初到部队文工团，团里规定每天清晨六点练功，她凌晨五点甚至四点多就起来练“私”功。她还是兼职文化教员，负责三个班的学习，王晓棠教课非常认真，每天批改学员的作业到深夜一两点钟。第二天不到五点又起床练功。1953年夏由全团提名报上级批准，王晓棠荣立三等功。业务上她也进步很快，教师们背地里说：“这孩子有心，是块材料。未可限量！”

总政京剧团大部分时间下部队演出。1953年夏天至冬天，走遍了西北各边远部队。由于是代表总政给部队作慰问演出，又是演折子戏，需要一个报幕人，能在演出开始前向部队传递出总政对部队指战员的关怀，又要将剧情作简练生动的介绍。团长李舒田特派王晓棠报幕，当一身戎装挺拔亮丽的报幕人在舞台上一亮相，大气的台风，甜亮的声音，优美的语句，亲切的感情，使来看戏的部队精神大振。演出尚未开始，观众气氛已非常热烈，掌声四起。在舞台们边侯场的演员说：“这晓棠的报幕太棒了！”在西安市一所部队医院作一周演出时，一位获“战斗英雄”称号的伤病员，看完第一场总政京剧团的演出后，每晚让护士用轮椅推他来看王晓棠在演出前的报幕，看完这段报幕就回病房。

数年后，王晓棠走上了银幕，总政话剧团的团长从西北当兵回来，幽默他说：“哎呀，这回我算知道了，大西北的部队到现在还流传着王晓棠幕报得好的故事，晓棠最初可不是演电影出的名，是给咱们部队报幕出的名！”

1954年3月，她从总政京剧团调入总政话剧团。环境变了，王晓棠明白：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她每天很早起床，除学习政治、业务书籍外，她把在京剧团练的腰、腿等基本功每晨练一边。练功，她坚持了许多年，直到“文革”被关进“牛棚”方中止。她在当时总政话剧团正走红的大型话剧《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中跑群众并兼管化妆。她学会了配胶水、做胡子和电工、焊工等小活计。她充满朝气和快乐，“做任何事，都要尽力做得最好！”是她一生的信条。

在话剧团一段时间里，她一直，默默地干着这些小小的工作。同时刻苦学习，再学习！提高，再提高！等待机遇，创造机遇！王晓棠，这个被女演员冀淑平叹为“你太美了！”的二十岁的姑娘，从不把自己的美丽当本钱，而是苦苦地磨练着自己。为练就报效祖国的本领，闻鸡起舞，揣着卧薪尝胆的决心！机遇终于来了！

闪亮璀璨

1955年元旦后一个雪之晨，王晓棠在白雪铠铠的cao场边独自练功。这时，从话剧团大门外走进来两个地方部队的干部，王晓棠看了一眼他们，她没想到就是从这一刻起，她的命运和电影联结在一起了。这两位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林农和朱文顺，他们要共导一部新片，片中的女主角他们已寻觅了很久，都不满意。他们来求助于总政话剧团的老演员李圣林。李圣林说：“我们这儿倒是有一个女孩符合你们的要求，形象非常好，又特别用功……先见见吧！”他把雪地里的王晓棠唤了进来。林农、朱文顺只觉得眼前一亮，站在面前的姑娘是这么耀眼，这么美丽纯净！他们不约而同地暗自喝了一声彩：“好！就是她了！”1955年4月，王晓棠首次踏进长影的大门。在导演和其它同志的帮助下，极其用功地塑造了彝族姑娘小黎英的形象。影片《神秘的旅伴》于1956年春节在全国公映，一炮而红，千千万万热情的观众记住了小黎英，传唱她在影片中唱的插曲《缅桂花开十里香》，《大众电影》特地介绍了她。王晓棠的名字，开始走进了观众心中，面对着雪片似的观众来信和一群群涌来找她的女学生，话剧团的领导和老同志们关心着她。王晓棠说：“我还差得远。”她照样读书、练功、跑群众、洗纱布，大伙不禁暗自点头。1957年，林农导演长影第一部彩色故事片《边寨烽火》。影片在云南拍摄了一段时间，但女主角不理想，林农决定换演员。他飞北京，再次走进总政话剧团的大门，找到话剧团的领导。领导们说：电影是全国的事业，再说，救场如救火，又是给我们部队培养人才，那就赶快去吧。第二天，王晓棠随林农导演飞昆明。王晓棠明白，这个角色自己不能演坏，只能演好，而且要很好！没有退路。王晓棠开始了她第二部影片废寝忘食的创造。很快，她的刻苦，她的戏好换来了全组的信服。《边寨烽火》上映后，总政话剧团当时一位“大腕”女演员特地自己买了票到影院去看了这部片子。回来以后对别人说：“你们快去看看吧，王晓棠真出息了。真是深入人物了。”

1958年，《边寨烽火》被送往卡罗维·发利第十一届电影节作为参赛影片。王晓棠一举获得“青年电影演员奖”，成为我军在国际上第一个获奖的电影演员。王晓棠用才华和心血塑造了玛诺，继小黎英之后又向上攀登了一步。

可到了此刻，她却说：“这个奖是碰上的。我不得，别人也可能得。做一个真正的好演员，我还差得很多。”1958年3月，王晓棠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剧团成为电影演员。王晓棠开始了她电影演员生涯中的旺盛时期。在来八一厂的同时，严寄洲导演就请她参加影片《英雄虎胆》饰一个反面人物阿兰。总政话剧团有的老同志不希望她演这个角色：说她的小黎英、玛诺都是可爱的形象，千万别演女特务，破坏了观众心目中的王晓棠。也有些入赞成她演这个角色：好多女演员都想演阿兰呢。王晓棠接演了这个角色，用她的才华创造了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阿兰！当《英雄虎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礼堂放映时，许多与她合作过的人都去看了。在《神秘的旅伴》及《边寨烽火》中与晓棠合作过的老演员许蓝对田烈说：“哎哟，这是晓棠吗？跟她以前的角色完全不一样了！”田烈激动地说：“是啊，是啊，这才叫演员呢。”

《英雄虎胆》不仅在国内的观众中引起轰动，在国外上映时反响也非常强烈。在当时的苏联上映期间，当银幕上出现阿兰跳“伦巴”舞的镜头时，场内的观众兴奋极了，跺脚、掌声连成一片。1958年一年间，王晓棠共上了八一厂四部影片。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各电影厂都投入精兵强将制作向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影片。八一厂的《海鹰》便是其中之一。这部影片编剧是陆柱国等四人，导演严寄洲、摄影蔡继渭，演员则集中了王心刚、王晓棠、张勇手、里坡、刘江等一批本厂明星。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创作集体，切磋艺术，深入生活，非常刻苦。王晓棠为扮演这个渔家女儿、民兵连长玉芬，倾注了全部心血。在银幕上只有两三秒钟的接电线、摇橹，她花费上千倍的时间来掌握它们。同时，她呕心沥血地想出不少好戏。导演善纳群言，对她的建议大都采纳。演员们说，晓棠应该改做导演，她笑笑“还是当演员省心”。

《海鹰》成功了！编、导、摄、美和各业务部门，功不可没；演员们功不可没。王晓棠首次创造了一个当代女民兵连长的形象——这个本不易演好的角色，经过她的努力，形象生动鲜明。

《海鹰》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影片，王晓棠和其它主创人员在北京饭店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59年王晓棠有个单人小品《买电影票》。周恩来总理在军委办公的三座门看这个小品时，眼泪都笑出来了。陈毅元帅、罗瑞卿大将军等领导人都很欣赏王晓棠的这个方言谐剧。表演艺术家谢添对这个小品赞不绝口，他对王晓棠说：你是个好喜剧演员，后来，他两次约王晓棠上他的影片《锦上添花》和《甜密的事业》，都因故未成，彼此引为憾事。1961年，在一口气塑造了四个完全不同的银幕形象后，王晓棠想搞一台“单人晚会”。她列出了两个多小时的节目，还为此向刘长瑜学了京剧《卖水》。这时全国影院挂起了经国务院文化部批准的共二十二位电影演员的大照片。其中王晓棠的照片赢得了亿万观众的喜爱，许多观众将这张照片珍藏至今，王晓棠感动地说：人民厚爱我，我要加倍回报人民。

1963年，王晓棠创造了从同名小说改编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影片中两个主要角色：姐姐金环和妹妹银环。这部影片是严寄洲和王晓棠继《英雄虎胆》、《一日千里》、《海鹰》之后的第四次合作。王晓棠再一次倾全部心血塑造了两个性格炯异却都栩栩如生的角色，得到了小说作者、编剧李英儒的充分肯定，更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同。在举行1963年的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中，王晓棠以绝对压倒优势的选票获得了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虽然由于江青的阻挠，这届百花奖未能颁奖，但人民永远记得他们钟爱的演员王晓棠。王晓棠呕心沥血实践了她的追求：永远走一条箭头向上的路！她在《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表演，较她以前所有影片里的演技又有新的提高。她一步一个台阶地向上攀登着，达到了自己艺术里程碑中一个新的高度。单人晚会没能出-台，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王晓棠所有的影片均被江青否定。在某人的指使下，一夜之间，八一厂演员剧团贴出了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王晓棠的大字报，内容触目惊心。王晓棠一张张地看，有时还笑一笑。她平静又不屑的态度激怒了某些人，于是“高质量”的大字报相继贴出来。却始终未能使王晓棠低头。

1968年王晓棠被“专政”。并被“勒令”交代“窝藏反革命大字报底稿”的“罪行”。王晓棠一口回绝：“我不能诬陷别人，也不能说不负责任的话。”于是钢丝鞭、大木棍狠狠地打在只穿了一件短袖衬衣的王晓棠身上。“专案组”的人认为，一个娇嫩的女演员，还不是一打就招了？他们错了，王晓棠遍体鳞伤，却始终是两句话：“没有。”“不知道。”

后来，“专案组”的一个人说：“王晓棠厉害，宁死不屈。”在揪斗王晓棠的大会上，王晓棠把所有的“罪行”都揽过来：“是我干的，与他们无关。”一个女同志悄悄对人说：“王晓棠好样的！真想上去给她献一束花！”一天，王晓棠从“专政队”干完活儿回家，发现门里地上有一封信：“大姐，我们是一对年轻夫妇，就在八一厂附近住。看见大姐干的活是苦的，身体是累的，我们特别心疼。大姐演的电影我们都看过，听说您像金环一样的坚强……我们每月从工资里匀出一个人的工资和粮票给大姐，大姐保养好身体，将来好为我们演更多的好电影。”下面署了姓名。王晓棠按照信上所约的时间、地点与他们偷偷见了面。没有收他们的钱粮，送给他们两枚她仅有的“财富”毛主席像章，并嘱咐他们，以后千万别再冒险这样做了。一名杭州大理石厂的工人托人送给王晓棠一条大理石镇尺，用纸包着，上写“艰难困苦，玉汝于成”。196-9年12月，王晓棠由于“顽固不化”被“特殊复员”到北京远郊怀柔县。当时八一厂的某人，对怀柔县武装部的干部说：“这个王晓棠太坏了，是江青亲自点了名的，你们要安排她到最苦的地方去。”武装部的人保护了王晓棠，把她安排到北台上林场。王晓棠在这里落户六年之久。王晓棠说：“我要回八一厂。”八一厂的某人说：“打消这念头吧，死了也回不来。”王晓棠笑笑：“除非死了，否则一定要回来！”为了事业，王晓棠和爱人阎小鹏只生了一个孩子。1974年，爱子小群已十六岁，长得很像妈妈，英俊、聪颖。深得老师的喜爱。在王晓棠苦苦抗争要求返回八一厂的漫长岁月中，小群已学会坚强。他说：“妈妈，我们一定会胜利的！”然后母子相拥而雀跃。日子艰熬。小群得了肝炎，病情恶化以至危重。在生命垂危之际，他临摩师作，画了一幅油画向日葵，并对不食不眠的母亲说：“妈妈，我们会胜利的。可我们代价多大呀！”小群于1974年7月病逝，时年十六岁有半。当时，支持王晓棠的朋友、战友和老领导很多。有的给她找了房子，有的给她送来钱、粮，有的给她找来各种好书，有的为她返厂找上级反映情况……农民、工人、部队的指战员们，都给王晓棠以各种鼓励。大伙只有一个愿望：王晓棠一定要重返八一厂，她会作出更大贡献！王晓棠在心中发誓：倘能重返岗位，要用最好的工作，回报人民！直到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王晓棠终于回到了八一厂。

再铸辉煌

王晓棠没有食言。回到厂里后，她加倍努力工作，总想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凭着不凡的工作业绩，不久她担任了八一厂副厂长，后来又升任厂长，并晋升为少将军衔，成为影视界唯一的女将军。担任了主官后，她对影片更加精益求精，提出“精品，就是要讲究，不要将就”的格言。在这种实践下，八一厂各类影片佳作层出：《伟大的战略决战》、《较量》、《天界》、《弹道无痕》、《士兵的荣誉》等等影片纷纷获得了或百花奖、或金鸡奖、政-府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在上级党委的指导下，王晓棠以她的魄力和胆识，建立党委集体领导的权威性“坚持真理，说一不二”得到总政直工部党委的肯定。她带领党委一班人及全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她政治敏锐、勤政廉政，得到八一厂广大群众的拥戴。她初任厂长时，厂里亏损800多万元。她狠抓改革，向管理要效益，逐年扭亏增盈，1998年6月，她和生产、财务部门已测算出到1998年底可盈利数千万元，全厂每人可在年底拿到四个月工资的奖金。八一厂接受了中央军委交付的任务，创作并同时投拍了《大转折》和《大进军·解放大西北》、《大进军·南线大追歼》、《大进军·席卷大西南》。同时投拍四部八集革命的战争历史巨片，是超过以往八一厂任何系列大片规模的，是一项极庞大的系统工程。她组织主创人员精益求精地提高《大进军》最后一部收山之作《大战宁沪杭》的质量。作为出品人的厂长王晓棠，要精打细算，协调好七个军区的有关一百多万人次指战员参拍，要协调好影片创作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进行采访、拍摄的工作。《大进军》系列的每部影片拍完后，王晓棠要在总政治部、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中-宣部审查前和审查后，和导演、剪辑一起，将每部影片一遍又一遍的重新编剪组合，把那些仍嫌平庸、琐碎之处，变得精彩、凝练。直到成为一部精品的模样，送军委审查通过。她说：“军事题材也要不断出新。这些影片都拍完后，连同原来的《大决战》，使可使整个解放战争在银幕上连成一个全景式的历史画卷。是形象的军史、党史。”她说，“这一鸿篇巨制，是中央军委的决策好，是全军智慧和心血的结晶，是全国人民的成果。”电影界权威人士说：“王晓棠指挥拍摄这一系列军事巨片的才能是公认的。她从容不迫、举重若轻。对每部影片的格局及最终形态，了如指掌，详熟于心。所以才能将影片按军委意图，拍成传世之作。”

1996年6月10日，江泽-民同志亲临八一厂视察，与三百多名代表合影留念，充分肯定了八一厂所作贡献，发表了重要讲话。江泽-民指出：“努力创作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具有强烈吸引力、感染力的优秀作品，促进我国电影事业进一步繁荣，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还为八一厂题词“创作电影精品，宣扬时代主旋律。”八一厂用新的工作成绩来回报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在1996年和1997年中，八一厂的影片连年名列华表奖榜首：1996年是《大转折》名列第一，1997年是《大进军·席卷大西南》名列第一。人们说，八一电影制片厂有两次辉煌。第一次辉煌，是1959年至1963年；第二次辉煌是王晓棠任厂长的九十年代！作为一位优秀的电影厂厂长，王晓棠刻苦学习、严格管理、培育人才、锐意改革，抓出一批好影片。她的战友常感叹她的廉洁和原则性强、重情义。王晓棠乐于助人的故事很多，她维护正义、两胁插刀，助贫济困、一诺千金的事情每年都有多件。但她做了之后不向人讲，也不许别人声张。她当导演时是这样，当了厂长仍然这样。如今，不当厂长了，照样一如既往，而且有增无减。王晓棠这样做，是她对人民的一种植根很深的感情！1995年12月，是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这一年，王晓棠经专家们从中国九十年电影史上浩如烟海的几十名女演员中严格筛选评议后，最终被评为为数寥寥的“世纪影人”！这一殊荣，不亚于她晋升为女将军的意义。1995年12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江泽-民和许多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的数百名电影界代表。王晓棠被选为在大会上发言的五个代表之一。她的讲话很精炼，只有六分钟，却将参加大会的人深深打动，不少人流了泪。王晓棠在讲话的最后说：为了把精品献给人民，就要把艰难留给自己；百折不回地的战胜困难，从容大度地面对委屈；把荣誉变为动力。献身中国的电影事业和庄严的八一军旗！

王晓棠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位置退下来以后，不但没有放弃电影事业，反而挥出惊人的一笔。她以自己多年的人生积淀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拍摄出了全剧没有一个真正演员的《芬芳誓言》，并且获得了成功。

歌坛常青树

——访著名歌唱家李双江

最早知道李双江，还是在孩提时代。那时他，演唱的“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正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后来，他演唱的《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再见吧，妈妈》、《战士的第二故乡》、《打靶归来》等歌曲也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由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的唱片《红星照我去战斗》总发行量三百万份。这个数字至今还没有哪个歌唱家突破过。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一代人或几代人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

常听人说：李双江不但歌唱得好，而且人也特别好。多年后，由于工作关系，我很荣幸地认识了李双江老师，果然名不虚传。因为是老乡：甜不甜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所以交往起来格外“投机”。在多年的交往中，我对他的为人处事，以及他对歌唱事业的执着，有了更深地了解。

坎坷人生

在中国歌坛上，李双江堪称一代歌王。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李双江的歌声几乎占领了各种广播媒介。李双江为什么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一是时代的造就。七、八十年代正是中国文艺的萧条期。充斥在广播电视里的皆是样板戏、语录歌。而李双江演唱的歌曲清新、明亮、抒情，一扫“样板”之风，一经传播，很快流行。二是艺术特色明显。李双江的男高音是国内外闻名的。尤其是他的高音C，明亮、清澈、浑厚，到今天仍然没有人能超越。朝鲜通讯社称他的演唱“是严谨的技巧的表现，是炽热情感的交流，风格高雅，多彩多姿，其高音像海浪涛涛，低音的叙述又像花间潺潺流水，令人陶醉”。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指挥尤金·奥曼迪的赞语是“中国这位男高音有金子般的高音、烈火样的激-情”。李双江以无与伦比的高超艺术赢得了观众的喜欢，故有一代歌王之称。

1939年，李双江出生于哈尔滨，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少年和初、高中时代。他自幼家境贫寒，但酷爱艺术，对歌唱有着执着的追求。清苦的生活、纯情的歌唱、优秀的学业，使少年李双江非常充实，年年在省市文艺会演中为学校为集体赢得荣誉。滚滚的松花江水，像母亲的乳汁哺育他成长。小学五年级时，就被选送到哈尔滨市人民广播电台去录音，是远近闻名的小歌手了。

高中毕业时，李双江想报考音乐学院，可父亲却让他考医科大学。唱歌使他着了迷，又有声乐启蒙老师李书年先生的影响，他想违背父命，放弃做医生的憧憬而走向艰辛的歌唱道路。

父亲是最会管教儿子的山东人。他有自己固执的择业观念：绝对不要唱歌，那是戏子，是下九流！当大夫好，受人尊敬，家里人有病又不求人……“你要去考，我就打断你的腿！”

父亲是天，父亲的话是“圣旨”。当时李双江左右为难。

母亲对子女的影响极为深远。李双江提起母亲就激-情满怀。

知儿莫过母。母亲悄悄对儿子说。。大丈夫敢想敢干，想好了就干。你那么爱唱歌，现在有机会了，可却连名都不敢报，你是个零。养育了九个儿女的母亲，以她朴素的方式，鼓励儿子：“你去报名，我给你打掩护。”很像电影里地下党起-义的镜头。

母亲为儿子做了套列宁装，做了双千层底布鞋，把李双江送上了考场，送上了他至今挚爱的歌坛。

怪不得，李双江每次唱起《再见吧，妈妈》那首歌时，都感情真挚、如泣如诉，沁人心扉。

李双江说“我娘有总理风采”。孩子跟别人打架，不论有没有理，总是拉着自己的孩子向人道歉，生活中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母亲给予儿子影响最多的是正直。2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后，李双江就经常收到5元10元录音费，每天都是母亲踩着一双小脚去收发室取金额不大的汇款单。这时流言不断传来：李双江的资本主义尾巴够粗了！母亲便挑了一个邻居聚堆儿的时候，扬起手中汇款单，高声宣告：这钱不是偷来的抢来的，是俺儿一嗓子一嗓子喊来的，是汗珠子掉地摔八瓣一分一分地挣来的！

母亲是儿子苦难磨砺的见证，昨天的汗水与艰忍，今天的回报与掌声，她最懂。

他说，面对别人的赞誉，娘对他最亲切的评判“是粗人”，就是土炕、土窝，孩子老婆热炕头，大老粗的意思。李双江每喝一首歌，总要先请母亲鉴赏，他说母亲听懂了，所有百姓都能听懂，所有战士都能唱。母亲不喜欢时，她就说：“土不土，洋不洋的，弄不清。”听了《再见吧，妈妈》，母亲泪流满面地说：“后娘听了都会感动。”

母亲80多岁以后，患上了老年痴呆，李双江只要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母亲说话、拉家常。

李双江说，而今，母亲虽然已经离我而去，但我的心与母亲永远在一起。现在有了烦心的事情，想不开的时候，就到母亲的坟前，向老人家倾诉一番，就会感到轻松了很多。

就这样在母亲的支持下，李双江1959年9月顺利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师承喻宜萱教授，学习声乐理论和歌唱艺术。同时向蒋英、沈湘、郭淑珍等老师学习有关德国声乐学派和意大利、俄罗斯声乐学派的作品和理论知识。并随同中央音乐学院“红领巾”乐队赴广州、上海、武汉、天津等地举行各种音乐会，深受好评。在参加《叶甫根尼·奥涅金》和《波希米亚人》等西洋歌剧的演出中，分别担任主角。

在三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李双江十分重视向民族、民间声乐艺术学习。虽然他在学院时学的是欧洲传统美声唱法，但他很早就立志要为声乐民族化、为建立中国声乐学派而奋斗终生，要为中国人唱出他们真正喜爱的、为之振奋的中国歌曲。几十年来，李双江沿着声乐民族化、中西结合的道路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在声音与字词的结合上，在声音与感情的结合上，在声音与民族风格的表现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1963年，李双江毕业分配在新疆军区文工团，开始了军旅艺术生涯。新疆十多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哺育了他，陶冶了他，对他几十年的声乐艺术实践影响巨大、收益巨大。同年，李双江随新疆歌舞团赴越南访问演出，一首《解放南方》的歌，使他获文艺会演优秀歌手奖；由中国唱片社和中央电视台录制的唱片《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春风吹遍黎明的家乡》等在全国流行。为此，李双江受到提前授予中尉军衔的奖励。

在新疆的十年生活中，前前后后有五年真正的战士生活，使他爱战士像自己的亲兄弟，和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真挚的战友情意、火热的战斗生活，是他歌声的力量，是他歌声中感情的源泉，是他的“歌魂”！李双江经常骄傲地说：“我的歌声从连队中来，又回到连队中去；我爱连队，连队爱我；我爱战士，战士爱我。”他感到很幸福。连队和战士给了他无限的喜悦。

“文革”期间，李双江失去了歌唱的自由，戈壁滩、草地和锅炉房成为他的舞台。他努力练唱，对自己的歌唱事业从未失去信心。

196-9年冬，西哈努克访问西北，李双江参加了“文革”以来的首次演出，受到欢迎并得到理解和正确的评价。

1970年，他参加全军兰州片调演，所唱《北京颂歌》和《拉着骆驼送军粮》受到注意。1972年他应邀到北京录音，其中《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党的阳光照耀祖国》、《拉着路驼送军粮》等歌曲在全国流行一时。

1971年李双江调入总政歌舞团，从此，他的艺术生命有了一个新的天地，新的开始。

1973年，李双江录制了《红星照我去战斗》的唱片，发行量达300万张，这个数字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他演唱的中国声乐作品乐于接受，并给予承认的验证。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李双江分别到广西、云南去慰问演出。他深深地为年轻战士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一曲《再见吧，妈妈》和《怀念战友》掀动亿万军民的心潮，成为举国上下家喻户晓老幼皆能唱的时代歌曲。从1979年到1983年，李双江在各种场合共演唱了一千四百多次，每年演出300场以上。

1981年元月，李双江在北京举办了个人独唱音乐会，受到音乐界和各界朋友的关注。赵枫、时乐蒙、晓河、胡俊成等音乐家都在不同报刊发表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实况。这是“文革”以后我军独唱演员第一次举行的个人音乐会。

1978年开始，李双江进入教学活动。他总结了自己在多年演唱中的体会，写出了《我是怎样唱高音的》声乐讲座广播稿。中央电台和全国24个省、市电台在一周内三次播出，每次半个小时，在音乐界、戏曲界、话剧也产生很大影响，收到信件千余封，此论文后来在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声乐论丛》上发表。同年，又发表声乐论文《我为人民唱新歌》。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李伟写序的《李双江演唱歌曲选》，成为1983年音乐畅销书。

纯真友谊

李双江在演唱中重视情与字、情与声、情与味、情与趣之间的关系，注重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使他的演唱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和深沉的表现力。

李双江应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的邀请，到新加坡作为期三个月的讲学时，适逢中国残疾人协会会长邓朴方率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到狮城演出，故友相会，分外地高兴。

“文革”期间李双江和邓朴方在北京同一医院内养伤。26年后在异地狮城重逢。那是1967年，由于分别受到批斗受伤，同在三〇一医院就医时萍水相逢。

邓朴方是在被关押期间，被人从四楼推下，下-半身瘫痪，入院治疗。当时在新疆工作的李双江，则由于是文化人出身，在批斗场上遭人动武，结果腰部挫伤而被送到北京求医。

两名惨遭同样命运的年轻人，在医院内成了挚友。那时李双江26岁，邓朴方则比他小三岁。当时邓朴方的处境相当可怜，没有人来探望他，而且因身体瘫痪，无法走动。天天在修理一个收音机，拆了装。他待人真诚，胸襟坦荡。大大的眼睛望着你，你就对他充满了信任感。李双江当时并不知道他是谁，出于同情心，他和邓朴方朝夕相处，还为他端饭，或是把坐在轮椅上的他推出去转一转。由于邓朴方的特殊身份，他被安排在一个只能容纳一个床位的小病房内。实际上，他是一个与其它病人隔离开来的“受看管”病人。李双江则是在与邓朴方相邻的一间多人病房内养伤。在病院相处了三个月后，邓朴方突然被人带走，不知去向。

在医院期间，两人曾经以歌来自娱并娱人。李双江在新疆时，对新疆民歌非常热爱。他经常给邓朴方唱《达坂城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等情-趣盎然的新疆民歌。这些民歌在当时都被列为禁歌。因此，他们只能轻轻地、偷偷地在病房里唱。除此之外，还有一首他们都很喜欢的歌，就是一首哀伤忧愁的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当时，他们每唱一遍，就流泪一次。

在邓朴方突然被人带走后，当时也在医院内疗养的朱德女儿朱敏，最后才对李双江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你不怕被牵连？”

知道了邓朴方的背景后，李双江一点也不害怕，因为他认为他和邓朴方的交往是真诚的。

李双江的伤养好后，就回新疆了。一离开，竟然就是二十几年没有联系。但朴方的事业，时时都牵动着李双江的心。在残疾人这一艰难事业中，朴方播种了爱心和真诚，倾出了满腔的心血。这些，李双江不仅一直注视着，而且从行动上支持者。李双江唱了几十年的歌，走遍了祖国的许许多多地方，每年要唱三百多场，其中有十几场是为残疾人演唱的，加起来也有三百多场了。李双江的老妈妈86岁了，十年前也坐上了轮椅，她常常对李双江说：“小平的公子，做的尽是善事，给这么多的受苦受难的人解难除忧，菩萨都会保佑他的。”这也是李双江要用心支持邓朴方的一个原因吧。

1992年4月15日，新加坡嘉龙剧院。由邓朴方率领的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在新加坡首演。场上的2000名观众，给予每一个节目以热烈的掌声。观众在观赏中，被精彩绝伦的演出所感染，忘记了在台上演出的是残疾人。坐在一边的李双江激动地对身边的人说，我想哭了，这是爱的演出，这是生命火花的升华。李双江由衷地为邓朴方领导的事业而感到高兴，感到敬佩。让5000万中国残疾人、5亿世界残疾人在黑暗中看到火，在无声世界中听到天籁，在人生旅途中充满信心与爱心，这是邓朴方的心愿，也是李双江的心愿。

演出结束后，在新加坡社会工作义务人士陈晶晶小姐的安排下，李双江和邓朴方亲切地会了面。在一番叙旧后，邓朴方对李双江说：“双江，唱个歌吧。”李双江为邓朴方献上一首他在医院里曾经为他唱过的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这是邓朴方的家乡民歌。邓朴方非常高兴，李双江接着又为他唱了一首新疆民歌《友谊万岁》：“那不是黄金，胜似黄金，那是一颗火热的心。那不是白银，胜似白银，那是纯结的友情。”

甘做人梯

如今的李双江从歌坛走上讲坛，告别了鲜花、告别了掌声、告别了让人眼热的“出场费”。有人笑他傻，有人说他要过另一种“瘾”，有人说他“不行了”，已是“昨日黄花”。

其实，李双江很懂自己，也很懂辉煌。从台前到幕后，走进的是大舞台；从唱歌到育人，为的就是让艺术辉煌扎下根，子子孙孙延续下来。

他深知艺术事业要长久接力。一个人再辉煌只能是一个里程碑，碑林一片才能是永远的风景。提到颇有争议的王洛宾，他说那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该忘记的：“王洛宾用对艺术炽热的情感，以他的聪明才智，把沉睡在戈壁滩上千年的动人旋律插上了翅膀，使它飞出国界，在全世界传唱，使西部民族文化被全世界人承认。”他说唱歌是二度创作，不是鹦鹉学舌，不是喊叫，是千方百计调动一切手段去表现歌的主题，是心灵的震颤……

用心灵去震颤心灵，李双江不仅自己唱，还要把方法教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代他去唱。自1994年，李双江从总政歌舞团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担任主任至今，一直致力于培养军队的艺术人才。他更配合学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教学改革，和音乐系的师生们共同创建了“红星音乐坛”。这一改革运用音乐教学过程中的一切重要环节和重要因素，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突出了艺术教学舞台的实践性，使其从分散向集中、从个体向群体、从封闭向开放转变。这种“乐坛教学模式”以举办大量的音乐会、公开教学、学术研讨为基本形式，把教学、艺术实践、科研和学术交流紧密结合起来，具有歌坛、讲坛、论坛集于一体的特点，为此获得了全军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提起教育改革，李双江体会最深。他说唱歌是个体劳动，一对一，有些人搞门户之争，派系之争，人与人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互相不买账。音乐是交流的艺术，必须打破8平米琴房的束缚，到田野、到营房、到火热的生活中去。

甘为人梯的他，对红烛更有一番真情。他说要用心头火点燃心头火。只有真挚才有燃烧感，才能唱风是风，唱雨是雨。

现在的李双江，已是桃李满天下。眼下正忙着招生，忙着研究教学改革，研究如何提高教师素质，忙着研究如何确立中国军旅声乐学派，忙着牵头撰写解放军音乐史，编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旅声乐文献库，忙得不亦乐乎。

李双江老师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他的夫人梦鸽，是总政歌舞团青年歌唱家，在全国、全军重大赛事中多次获得大奖。广大观众最熟悉的莫过于她那甜美、温馨、在歌坛独树一帜的演唱风格。

有心的人，可能还记得十多年前那桩轰动全国的婚姻。

梦鸽1966年1月24日出生于湖北沙市，原为市歌舞团演员。1984年，18岁的她只身来到北京，在社会音乐学院学习歌剧演唱，几年下来，已在北京城里小有名气。1988年春节，李双江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唱了一首《中国龙》，梦鸽听了，很受感动，萌发了拜师的想法。梦鸽给李双江唱了一首东北民歌《拜大年》。李双江听后，发现她很有发展前途，感叹地对她说：“你的嗓子真好！”梦鸽立即说：“李老师，如果您觉得我还可以的话，以后我有机会想跟您学一学。”李双江说：“女生，我是不教的。”因为李双江当时是个单身。

春节晚会以后，中央电视台组织春节晚会剧组到湖北等地演出。途中，李双江对梦鸽有了更深的了解。梦鸽虚心地向李双江学习声学方面的知识，李双江悉心地向她传授自己的经验。这次演出成了他们幸福的旅程，一对忘年师生跨越年龄的障碍，变成一对恋人。

李双江和梦鸽的恋爱，大多数朋友是赞成的，但也有少数人风言风语，有的甚至从道德上诋毁李双江。对此李双江和梦鸽都很坦然。对于别人的攻击，他们一笑了之。

后来，梦鸽进了首都钢铁公司艺术团，1988年又考进了中国音乐学院，户口由湖北转到了北京。1992年，梦鸽又调进了总政歌舞团。梦鸽和李双江结婚后，艺术上进步很快。从1988年开始，她每年都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演出，还多次参加各种艺术团体出访新加坡、澳门、香港等地。

岁月悠悠，潮起潮落。这对历经风雨、真诚相爱、倾心付出，超越了世俗的爱情，经过岁月的淘洗，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已演绎成一首平实而幸福的歌……

愿这对优秀夫妻，在艺术的长河中比翼齐飞，开创更加美好璀璨的未来！

碧血为她添风采

——访电视连续剧《凯旋在子夜》女主角朱琳

哎，事情真是如此，人们对可塑之形总想尽心去勾画几笔，这不，朱琳刚到泉城，采访她的就连成一串。

是因为她也当过兵吧？是因为她饰演了江曼这个军人角色吧？在泉城见到她的时候，她对我们两个军人是那么的热情。她那略带沙哑、清朗动听的声音，溪水似地在我们耳畔流个不停，不时泛起几朵浪花，发出一阵爽朗甜美的笑声。

我们惊异于造物主如此精巧地赋予她端正俊美的五官，窈窕匀称的身材；望着她那泉水般清澈幽深的双眸，会让你感到周围的一切顿时变得那么纯净和美好……

（省市几家报刊的记者在外等候，朱琳跟我们侃侃而谈，谈得是这么亲切投机，真是出乎预料。）

我六九年初中毕业，1970年入伍在北京部队通讯兵文工团学的是舞蹈，七六年转业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从事医学工作，八一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好，先关一下录音机，下面这段你们最好不要录。

（经历过坎坷不平的朱琳，此时显得特别老练成熟。她习惯地捋了捋额前的秀发，那曾被导演称作复杂的眼神，现在似乎变得纯净、简单了，她微微一笑，向我们透露了一些“秘史”，并且，与我们签定了“保密协定”。为了履行诺言，我们做了笔墨剪辑，也好有个交代。）

八五年九月，我在北京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剧组赶排第十七集《女儿国》。我正在为饰演好“女王”绞尽脑汁时，导演尤小刚把电视连续剧《凯旋在子夜》的剧本交给我。翻阅了剧本后，女主角江曼的不幸遭遇和生活经历一下打动了我。我和江曼一样出生在北京，虽没经历过“北大荒”的磨难，但也早有耳闻。再说，我当了六年兵也闻到过火药味，江曼这个在婚姻家庭的波折，灵与肉的冲突，血与火的考验中走出来的女军人，正是我几年来所追寻的形象。当时江曼的候选人很多，有自荐的，有引荐的，由新演员、老演员，还有著名演员，我能饰演江曼这个角色是经过一番角逐的……（朱琳呷了口茶，有滋有味地讲述着，借此时机，我们仔细审视了她。刚过而立之年的朱琳，看上去比她实际年龄要小多，比屏幕上的江曼还要年轻秀气。窃宛的身材，美丽的眼睛，白嫩的脸盘，优雅的谈吐，处处浸透着独有的魅力。）

江曼是不好演。她经历坎坷，内心冲突激烈，经常徘徊于理性与感性之间。北大荒的冰天雪地，使她的性格变得沉稳而含蕴，南疆的战火硝烟，又把她的性格锻铸得刚强而坚韧。她有痛苦、有忧伤、有缺点，但她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正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使她踏上了人生旅途的光辉起点。

在我饰演的这个角色中，我感到自己最满意的是扒火车那段戏中的江曼和在前沿阵地时那些戏中的江曼。此景此情中，那些确实是活生生的江曼，而不是我朱琳了。

（话扯到前线，朱琳面目低沉，显的有些激动了。）在拍摄宣誓那场戏时，前面几排全部是从尖刀连撤下来的战士，晚上我们一块喝酒、跳舞、唱歌、拍照、送纪念品，战士们真是多才多艺，什么吉他弹唱、流行歌曲，节目一个接一个……最后，我为大家朗诵了一首《永生的和平鸽》的诗，使联欢达到了高-潮，真是一个难忘的良宵。事过一天，我们就听到那晚一块联欢的战士，许多都已牺牲了……

你们问我拍戏苦不苦？我说苦。从长白山下的皑皑白雪到前沿阵地的战火硝烟，能说不苦吗？

（讲到这里，她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插曲。）在拍摄江曼乘救护车上前线一场戏时，随着隆隆的枪炮声，我穿梭在阵地上，突然，一块弹片击中我的前额，当时我觉得浑身一阵发麻，手一摸血都流下来了，幸亏我是护士长，医疗条件优越，才没有留下永久的纪念。

（说着，她顺手摸了摸右前额风趣地笑了。我们仔细打量了一下，此处确实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通过饰演江曼，使我理解了前线，理解了军人，跟战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前线回来后，我收到大量战士的来信，她们都亲切地称我“江姐”。

这次来济南的前一天，在北京我与“猫耳洞之声”乐团巧遇了，她们呼啦一下围住了我，非邀请我跟他们同台演出，由于身负重任，只好答应回北京后，约上“童川”、“林大林”、“小燕”一块去看他们。这不，我来济南准备了这么多精致的贺年片，回北京后，先让他们捎往前线，春节我将随四川省慰问团再度去云南前线，跟战士们一块欢度佳节。

（叮铃铃……门上的电铃响了，原来几家报刊的记者等急了，朱琳欠起身来抱歉地说：“下面你们一块听好吗？”）

电影学院毕业后，我先后在电影《梨园传奇》、《肖尔布拉克》、《骆驼草》、《远离人群的地方》；电视剧《金房子》、《弯弯的石径》等影视剧中饰演了角色，有的虽然获了奖，但都不是很理想，这次饰演的江曼，是我较为满意的了。最近，我将在八一厂拍摄的《远离战争的年代》中，再次饰演军人角色。

关于我的家庭？我爸爸是北京某大学的教授，妈妈是从事于医学研究，爱人是北京某单位的干部。爸爸、妈妈似乎对我的演员职业不太感兴趣，但又从不干预我，只是教育我懂得，无论干什么，都要干好。我认为一个人生活在大千世界中，对别人要真诚，对自己要自信，这可以算是我的座右铭了。

今年四月，朱琳获得第五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祝贺你，朱琳同志！我们期望在观众如潮的掌声中，目睹你的“下一个”风采。

（原载郑州《人生与伴侣》1987年第9期、贵州《青年时代》1988年第1期）

红星照我去战斗

——访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祝新运

在70年代，有一部电影我连续看了4遍，那就是电影《闪闪的红星》。影片中的小主人公潘冬子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以至于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

在少年时代，我有许多梦想，但第一个就是像潘冬子一样要当一名解放军战士。20多年后，我不但当了兵，而且调到总政工作，成为“潘冬子”现在所在单位的上级机关。

在中国电影百年到来之际，我再次见到了潘冬子的扮演者——现已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副团长的祝新运。

像所有天真、活泼的儿童一样，小时的祝新运每天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家庭与校园里。望着心爱的小儿子，身为北京某中学体育教师的父亲，受当时“乒乓球热”的影响，开始萌发出让儿子学打乒乓球的念头。然而，就在这时，小学的一位教音乐的张老师慧眼识才，也在打祝新运的主意：“这孩子聪明、伶俐，又爱学习，是棵好苗子。”如此这般，祝新运在张老师的关怀下，开始涉及文艺圈。先是在学校宣传队活动，以后又被推荐到市少年宫，直至少年银河艺术团。就在祝新运边读书边学习表演艺术的时候，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命运之神悄然光顾了。

197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开始筹拍故事片《闪闪的红星》。根据最初剧本，剧组需要物色“小潘冬子”、“中潘冬子”、“大潘冬子”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少儿演员，以及“春伢子说”、“胡汉三之子”等众多配角演员。消息传出后八一厂一下子涌进百余名少年儿童，祝新运自然也在其中。通过极为严格的筛选后，祝新运最终脱颖而出，担当“小潘冬子”的角色。

在以后的拍摄过程中，剧组对剧本作了一些修改，删去了“中潘冬子”、“大潘冬子”和“胡汉三之子”等几场戏，于是，作为“小潘冬子”的角色就成了整部影片中的焦点人物。“能胜任潘冬子这个角色，并以后深深扎根于亿万观众的心目中，除剧本写得好，和我个人的一点努力外，主要还是靠老师、导演的扶植、培育，以及所有参与影片拍摄的同行们的大力协作！”

“潘冬子”在那个年代的童星中是毫无争议的“腕儿”。其火爆的程度要远远超过现在的“小燕子”。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军曾对他说：“能够有机会和你在一起对话，那真是人生最大的幸事。我小的时候还给你写信，但是那个时候你可能没有收到，但是我是真的给你写过信，而且不止一封信。”

既为偶像，就一定有他存在的与众不同的社会意义。在70年代，老师或是家长会经常对孩子们讲你们应该像“潘冬子”那样，怎么样怎么样！瞧，这也许就是榜样的力量吧！

那个时代，谁是最可爱的人——解放军！当一代代人在课本里努力寻找魏巍那份情感的时候，“潘冬子”应该是最早与魏巍产生共鸣的孩子。“我拍完《闪闪的红星》以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当解放军。因为在那时的大环境之下解放军的形象是最好的，最可爱的人，而且这部片子又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的，他们穿的都是军装，拍摄完以后，我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肯定要当解放军。后来，如愿以偿了。到八一厂当了兵！”

既然穿着军装就是小解放军了，虽然年纪有些“偏小”——10岁。但美梦成真之后，“潘冬子”也琢磨着怎么样“特权”一下。“那时候舍不得穿这个军装啊，穿了以后，就舍不得脱下来了，到哪儿都要显示显示，噢，我是军人啊，我是解放军啊！在学校的时候，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嘛！这时我会跟人家说，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打我一下，你就是打解放军，我可以告你去！

在70年代，住医院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更何况是解放军总医院。

“潘冬子”既为军人，自然要到军队医院看病，但填病历卡的时候却着实给大夫吓得不轻，“祝新运，男，10岁！谁的家属啊，是军人？开什么玩笑，哪有10岁的军人，确实是军人啊，说是祝新运，祝新运是谁啊！潘冬子！啊，潘冬子！在哪儿呢？这不是在那儿嘛！啊，那是军人，住院，住院！”

事隔多年，祝新运对这滑稽的一幕仍记忆犹新。别急，好戏还在后头呢！“我一看是小儿科。穿着军装看小儿科。”

是啊，每个人在对自己童年做一番总结的时候，也许都会用到这个词：贪玩。那个时候，祝新运也就是九岁多一点，就在那个孩提时代，其实一直很贪玩：“我拍《三菱马克》的时候，那时还要组织摄制组的人，还有演员，还得要学习，念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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